🌬1963年贺龙独子没考上清华，找到父亲帮忙，谁知道贺龙居然大摇大摆开进了学校，而且指名道姓要找校长。
1963年的北京夏天，热得让人心焦，对于刚从北京四中毕业的贺鹏飞来说，这种焦灼感更是被手里那张薄薄的成绩单放大了无数倍。
作为物理竞赛二等奖的得主，他的名字本来应该出现在清华大学机械系的红榜上，但现实冰冷得毫无回旋余地：差了4分。
这4分的距离，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其实充满了“操作空间”，当时的潜规则里，高干子弟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照顾”或保送资格。
贺鹏飞不想去二流学校，更不想复读，他在父亲的书房门口转了好几圈，鞋底都快磨破了，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面对正在看文件的父亲贺龙，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意思却很明白：能不能跟清华校长打个招呼，搞个“破格录取”？毕竟专业课成绩是够的。
贺龙没有拍案而起，也没有当场训斥，他只是放下手里的笔，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等着，我去学校找个人。”
这句话听在贺鹏飞耳朵里，简直就是天籁，他以为父亲默许了，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甚至开始憧憬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没过几天，一辆红旗轿车停在了清华园门口，贺龙穿着元帅服，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校园。
路过的学生、老师，甚至校门口的警卫都看在眼里：元帅亲自登门，指名道姓要见校长，这架势，谁都会觉得是来“施压”的。
流言蜚语在那个午后传得飞快，大家都等着看清华校长如何接这个烫手山芋，或者说，如何卖这个人情。
然而，校长办公室的大门关上后，发生的一幕却完全在所有人的剧本之外。
贺龙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寒暄客套：“我儿子分数不够，那是他自己没学好。我今天来不是要学位的。”
他顿了顿，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请求：“我就想问问，能不能让他去清华附中复读一年？按规矩来，明年让他凭本事考。”
这是一个把“特权”用在了“切断特权”上的电话，那个下午，贺龙用一种近乎狡黠的方式，给儿子上了一课。
回到家，贺鹏飞满心欢喜地迎上去，等来的却是一盆冷水，贺龙把话撂得明明白白：“路给你铺好了，去附中复读。是龙是虫，看你自己。”
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如果你知道贺家那年发生的另一件事，就会明白这是某种“家风算法”的必然结果。
就在同一年，侄子贺兴桐大学毕业分到了新华社，年轻人高兴，骑着自行车一路吹口哨回家，刚好撞见散步回来的贺龙，贺龙问清原委，看着侄子那副得意洋洋的劲头，转头就给分配小组打了个电话。
他只问了一句：“哪里最艰苦？”对方答是甘肃，贺龙当即拍板：“那就改派去甘肃。刚有点成绩就吹口哨，这是小人得志，得去打磨。”
所以在贺家，光环不是护身符，而是紧箍咒，贺鹏飞以前腿摔断了，想坐贺龙的专车上学，结果被一口回绝，最后是家里出钱雇了个三轮车接送。
公是公，私是私，这条线贺龙划得比谁都清楚，家里抚养了10个烈士遗孤，加上自己的孩子和侄子，整整15张嘴。
国家要给特殊补贴，他不要，别人劝把孤儿交给政府，他不肯，一个苹果切成15瓣，谁也不多谁也不少，这就是那个元帅府里的“绝对平均主义”。
说回1963年的那个秋天，贺鹏飞最终红着脸去了清华附中，那是一种知耻后勇的沉默。
这一年里，他像是换了个人，天不亮就起，闻鸡起舞，晚上灯油熬干了才睡，冬天北京的寒风里，他骑车十几里路求学，再也没提过那个“4分”的借口。
贺龙虽然嘴上不说，但眼睛是雪亮的，深夜里，他会特意路过儿子的房门，听听里面的动静，但绝不推门打扰。
只有在第二天的早餐桌上，贺鹏飞的碗边会多出一枚温热的鸡蛋，这是父子之间无声的契约：你流汗，我就给你加温。
1964年的夏天终于来了，这一次，没有任何悬念，贺鹏飞凭实力拿到了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录取通知书，邮递员送来信件的时候，贺龙正在院子里修剪那架繁茂的葡萄藤。
他接过那封沉甸甸的信封，甚至没有拆开来看一眼，随手递给了站在身后的儿子。
“这是你自己挣的。”
只有短短七个字，没有拥抱，没有欢呼，但这分量比一年前那次“走后门”的企图要重得多。
这种“笨办法”教出来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几十年后，当贺鹏飞成为海军副司令员，为了“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在谈判桌上熬红双眼、在基层工棚里住大通铺时，你依然能看到1963年那个夏天的影子。
那一年复读的时光，那一枚温热的鸡蛋，还有那个被父亲亲手斩断的“捷径”，实际上是贺龙留给儿子最昂贵的政治遗产。
他教会了儿子在没有父辈光环的深海里，如何独自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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