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改良就能解决问题，那何必革命呢？武训不足为训，改良不如革命。风要整，右要反，不整不行，不反不行。原则问题，不能让步。
1950底上映的电影《武训传》，叙述的是晚清一个叫武训的乞丐，跪求乡绅的支持兴办“义学”的故事。这个故事很简单，但是透露出来的意味与其上映的时间，却不简单。坦率的讲，这是烙有封建士大夫印记的旧知识分子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一次试探。
1951年2月，孙瑜携带影片《武训传》的拷贝前往北京，邀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朱德、胡乔木、茅盾、袁牧之等百余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该片。
据孙瑜等人的回忆，江青与毛泽东当晚没有去观看，而是几天后调来影片观看的。那么，毛泽东观看《武训传》后有何反应呢？由于尚未有其他当事人的回忆资料问世，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是当事人江青的说法。江青事后的描述有不同版本，其一是在“文革”期间，她在不同场合多次绘声绘色地描述毛泽东观看电影《武训传》的情形：观影过程中，平日里谈笑风生的毛泽东一言不发，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电影结束后，毛泽东没有起身，说：“再放一遍。”江青和工作人员都很奇怪，因为忙于朝鲜战争和“镇反运动”等工作的毛泽东从未有过雅兴将同一部电影看两遍，电影又放完后，毛泽东沉思片刻，对江青，也对在场的人说：“这部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还让工作人员给他接通周恩来的电话……第二个版本是1974年江青在与维特克长谈时说的：“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观看《武训传》时，我们俩都不高兴，主席没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据笔者看来，江青那二两墨水，根本看不出来实质问题所在。
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后来曾说：“由于新中国是革命武装斗争的成果，若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那自然就等同于质疑革命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另一边，《武训传》上映后，一片赞美颂扬之声。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4月下旬，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大众报》、《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即发表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40余篇，全国各地有上百篇。上海的《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影评文章大部分认同电影编导对武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赞扬，调门更高。有人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切实地做到了鲁迅先生的名言：‘俯首甘为孺子牛’。”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能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的实际情况里，了解了封建社会的封建的家族和亲友关系的必有的坏的发展和无限的阴谋。”“他是惯于韧性战的一个智慧的义学组织者。”“他的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这些当时的评价，具备相当大的迷惑性，这些当时的旧知识分子名为吹武训，实则吹士绅，没人想当乞丐武训，他们代入的是被武训跪求的士绅。
当时刚刚建国，党内的知识分子都不多，全国更是文盲遍地，舆论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被烙有封建士大夫印记的旧知识分子所控制。老人家何等人啊，这点小伎俩岂能瞒得过他？
于是，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态度更鲜明；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毛泽东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因此，他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首先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这是有针对性的。《武训传》剧本是在中央文教委员会审定的，贷款也是由文教会决定。剧本送中宣部，也没有发现问题。样片请华东局宣传部和市委共同审查。郭沫若在《武训画传》的序言中说：“在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虽然指出了局限性，但主要还是肯定的。
3月24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领导的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
3月下旬，开始批评《武训传》的立场与观点的错误。周扬“在三月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对这电影作了批评”。4月20日，周扬在政务院第81次政务会议上作题为《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的报告，再次点名批评《武训传》，说：“昆仑公司的《武训传》就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连续发表三篇批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指出，武训的兴义学的这个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也不是什么有着太平军一样的“革命的意义”，武训刚好和这些虚伪的赞美相反：是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
5月27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目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结论。“通过这一场原则性的讨论，使每个共产党员懂得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的原则区别，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区别。”具体布置是，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
6月1日，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仅仅10天后，郭沫若写出《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刊登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表示自己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
夏衍在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做出诚恳的检查。他说：“上海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宣传侵蚀的地方，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长期发生重大影响的地方。同时，从长期反动统治下面刚刚获得了解放的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又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上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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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武训传》的批判是不是耸人听闻的“欲置上海那批‘党内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相反，毛泽东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比较谨慎，对创作者的批评是强调“对事不对人”。他3月初在石家庄调看了影片，尽管对影片的错误不满意，但没有立刻禁止影片放映。3月24日的会议，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这说明对当事人的尊重。
从5月20日到8月底，全国主流媒体，如《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文汇报》、《长江日报》、《东北日报》、《南方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纷纷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并“发表许多文章，根据具体历史材料，对武训和《武训传》进行分析和严正批判。”其中，《人民日报》刊登了70余篇批判文章和各种讨论及座谈会情况报道，刊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文章40余篇。上海《文汇报》共发表批判文章80余篇，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报道20余篇。这就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思想批判高潮。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20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调查，调阅县志，查账本，座谈，形成了4.5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审阅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关于武训兴办义学，毛泽东指出：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在对《武训传》的批判中，并没有所谓的整人。7月12日，周恩来同刚回国的夏衍通电话说：“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并作出安排：“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做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让我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饶漱石和舒同。”“总理又重复了一次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批判运动进行时，专门约见了上海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夏衍、戴白韬等，强调：“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指文化部电影局5月23日的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决定。”
部分文章据此判定运动之所以温和，和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正确处理有关，这是偏颇的观点。毛泽东向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从周恩来转述关于“《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的说法，以及《大众电影》编委会的建议中看，周恩来、陈毅是在贯彻毛泽东的精神。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夏衍《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看了之后说：“检讨了就好”，所以要你“放下包袱”，放手工作。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在这次时间不长的批判中，没有因思想问题处分任何人。影片的导演孙瑜5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表示“衷心拥护和尊重”这篇社论，承认“《武训传》犯了绝大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他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他仍然继续执导影片。女演员王蓓还健在，“但她已经淡忘了自己还拍过这样一部引起过‘轰动’的影片，淡忘了在影片里扮演的那个楚楚可怜的小桃。”这些都说明当年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所谓“欲置人于死地”，是信口雌黄。
新中国成立前后，“改良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新解放区接收的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改良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是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诸如“缺乏教育”、“工业落后”、“乡村失调”、“腐败”、“科学不发达”、“卫生落后”等具体原因，认为只要一个接一个地研究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就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些思想主张，没有触及人民遭受苦难的制度根源，回避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求得“根本解决”的政治主张是有本质区别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评，“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历史、理论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层内涵，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一次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承担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工作的主体，大多是中国共产党从原国统区接收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爱国、进步。但是，一方面，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另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地主买办阶级思想、改良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汇聚各种文化人才和文化资源，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文化也必须进行改造，知识分子需要改变旧中国文化中的旧思想及方法。毛泽东的思路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从上述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看，无论是《武训传》的创作者还是评论者，主观上都在努力去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试图通过《武训传》来表现对新政权的积极欢迎态度，只是他们内在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不可能很快完成改变。所以，毛泽东批判《武训传》固然因为电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很大，但并非针对一部影片，而是以这个具体而典型的案例推动思想讨论，在和风细雨触动不大的情况下，旨在通过批判下一剂猛药。“电影《武训传》批判，不仅解决了对于《武训传》本身的认识问题，而且涉及并明确了教育、历史、哲学领域内与此有关的某些问题。”因此，“这场批判，从思想政治教育上看，是一次成功的战役。”
当然，知识分子立场观点的转变，不是开展一次批判或者读几篇文章就能够完成的，要一步一步来，但还是有效果的。董渭川在检查中也说：“在解放之前，我已懂得了不应该孤立起来看教育，也懂得了‘教育救国论’和‘教育万能论’的不能成立，并且在解放后，也明白了文盲是由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造成的，但是在写这篇东西时，竟然丝毫没意识到这些。我不承认是被武训的什么所迷惑，完全是我自己的糊涂。”参观团在6月到大连、旅顺、沈阳等地的参观的一个月中，看见旅大地区在解放之后普及教育，不仅七岁以上的儿童都入了学，成年文盲扫盲，40多位家庭妇女晚上上课学习的情况，从中“体会到歌颂武训之荒谬了！”
文化改造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共产党在探索方法。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8月8日，周扬对整个批判运动作总结，将此片定性为“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上纲过高。孙瑜后来回忆说：“对于有缺点错误的电影进行批评，对于错误严重的电影进行批判，本身是十分必要的。”“批判我编导《武训传》这个电影片子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宣传唯心主义，甚至说是‘向新中国进攻’，确实使人觉得有些太厉害了！”当事人是有委屈的。的确，批判《武训传》“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胡乔木1985年的讲话中明确地说：“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并没有彻底否定批判运动的本身。
老老实实做检讨，就是不改变。十多年后又搞出来海瑞罢官，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浸透肌体，以至于跟农民一起劳动，就造个新词，名曰：关牛棚。扒开他们的作品看看，都是些擦屁股都嫌硬的货色。
1964年11月，毛泽东痛批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在文化思想层面，从武到海，都TM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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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余年过去，据笔者看来，一些文章一味地突出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受难史”，不遗余力控诉这件事，这种主观的情绪发泄，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所在——想要特权想当新中国的士大夫。这是新中国绝对不会被允许的，但在实践中也确实给了他们一点，但直到现在他们依然不满意。
文末说点闲话：只要整风反右停下来，任由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自己搞，就会弄出来幺蛾子——“毒教材”这个事各位还记得吗？
注释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新华社撰文《武训传》平反。
2017年11月22日，网友提出人教版教材中插画怪异（唐氏儿童、咪咪眼都一系列辱华现象），“毒教材”随即一事引发热议。2022年8月22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被教育部要求整改，并被通报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黄强被党内严重警告、记大过处分；总编辑、时任党委书记郭戈被党内严重警告、记大过处分，并被免职；分管负责人被党内严重警告、记大过处分，免职；小学数学编辑室主要负责人被党内严重警告、记过处分，免职；其他17人被相应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教育部教材局被要求整改，并被通报批评；局长田慧生被党内警告、记过处分；分管负责人等5名相关人员被相应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吴勇、封面设计吕旻、吕敬人及其工作室不再从事国家教材设计、插图绘制等相关工作。
编辑 | 北海
校对 |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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