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至23日，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召开。伴随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纵深推进，国内汽车产业告别规模高速扩张阶段，同质化内卷、短期逐利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凸显，行业正式迈入提质增效、价值优先的关键转型期。面对产业变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提出，车企应摒弃短期机会主义，坚守发展底线、回归理性经营，以长期主义思维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本届论坛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命题，深度探讨汽车行业由规模扩张向价值竞争的转型路径。行业大咖与车企高管达成共识，当前汽车产业竞争逻辑已全面重构：市场维度从价格博弈转向用户价值竞争，技术维度将安全作为智能驾驶产业化前提，出海维度从简单产品输出转向合规化、本土化深耕。依托庞大的产业体量与出口规模优势，中国汽车产业正加速完成从规模增量向价值存量的能力升级。
市场竞争加快回归产品价值
进入2026年，国内在售汽车品牌超过130个，上半年新车投放超过500款。大量新车集中进入市场，在增加消费者选择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品形成差异的难度。付炳锋直言，一些车企追求“大而全”，车型重叠和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部分规划目标超出市场实际承载空间，进而产生经营焦虑。
“守住底线、回归理性”，这是付炳锋对车企提出的建议。他将国内汽车市场的短期波动视为产业转型中的正常调整。他提出，企业应找准定位，摒弃短期机会主义，树立长期发展理念。行业治理需进一步完善规则、强化监管，为企业形成稳定预期创造条件。
“行业竞争正从价格比拼转向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价值竞争。”阿维塔科技（重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辉用这句话概括竞争方式的变化。在这一判断下，新车推出多少、配置增加多少，已经无法单独说明产品价值，技术能否转化为用户愿意购买和长期使用的产品，开始成为新的衡量内容。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罗俊杰把短期压力和长期基础放在一起观察。他表示：“今年上半年汽车行业面临压力，但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和较强创新能力，行业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智能化关注点转向基础能力
价值竞争继续向技术层面延伸，安全、芯片、数据、研发效率和量产成本在演讲中接连出现。这些方面逐步替代单纯的功能数量，成为评价智能化能力的重要依据。
“安全第一是自动驾驶汽车进入道路的先决条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骏强调，产业化推进必须将安全置于自动驾驶发展的首要位置。随着自动驾驶功能升级，部分安全责任将从驾驶员转向汽车制造商和系统提供方；软件更新、算法变化和运行环境也决定了安全认证需要覆盖车辆使用全过程。
谈及智能化赛道的竞争态势，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峥作出形象概括：行业竞争焦点正从装多少块屏转向建多强的底座。芯片、模型和数据由此进入汽车企业能力较量的中心。他还建议行业共建高质量自动驾驶数据集，围绕汽车芯片、操作系统和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联合攻关。
基础技术怎样转化为成本优势，零跑汽车董事长、CEO朱江明从企业经历讲起。2019年零跑首款车型S01上市后，每月销量只有一两百辆，“那个时候，我真是天天睡不着”。为在保持产品性能和配置的情况下改善毛利，零跑将更多精力投入全域自研，并逐步向其他车企提供平台和核心零部件。
量产验证同样是供应链企业关注的重点。湖北芯擎科技有限公司CEO汪凯带来的一组数据显示，其车规级芯片已完成百万级装车验证，产品覆盖智能座舱、自动驾驶和AI加速等领域。由安全责任延伸到成本控制和规模应用，技术成果需要经过量产及实际使用的检验。
全球化从产品销售走向本地经营
汽车出口规模扩大以后，如何在海外形成长期经营能力，成为企业需要面对的新问题。上汽集团总裁贾健旭把当前变化概括为从贸易出口走向全价值链本地化，中国车企要从“走出去”逐步转向“走进去”。
围绕海外合规经营，贾健旭直言：“不讲主人家的规矩，早晚会被赶出去。”在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等环节建立本地能力，理解当地法规和商业规则，已经成为产品进入海外市场后的后续工作。
尤峥把本地化进一步延伸至品牌、研发、生产、营销和服务，并提出提高对碳规则、数据安全和国际标准的应对能力。王辉预计，2026年至2027年将有一批中国车企海外工厂进入投产和产能提升阶段，全球化竞争将更关注经营质量。
产品方案也要根据当地条件调整。贾健旭将HEV和PHEV视为能够满足现阶段需求的过渡型产品，朱江明则判断，未来5年至10年，插电式混合动力仍将是汽车出口的重要选择。两种判断的差异，对应着各国能源条件、消费偏好和基础设施的不同。
从付炳锋提出回归理性，到李骏划出安全边界，尤峥强调基础技术，再到贾健旭重视本地经营，几个人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规模优势形成以后，企业如何继续创造可持续的产品价值。技术能否获得用户认可，海外投入能否形成稳定经营，将继续检验车企坚持长期主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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